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之辨析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之辨析

作者:肖正伟 文章来源:学术创作网 点击数:7949 更新时间:2011/9/7 0:58:22

 
摘  要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研究辩析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的关系,从而对进一步认识哀牢国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哀牢国  滇国  滇越国  辩析
    一、哀牢国与滇国
    云南,在古代是部落林立的少数民族杂居地,史称“西南夷”。在这块多民族地区,今有德昂(崩龙)、布朗、佤、傣、壮、彝、傈僳、拉祜、哈尼、阿昌、景颇、白、藏、怒、独龙、基诺、普米、纳西、苗、瑶、蒙古、回、满、布衣、水等25个少数民族,其中除藏、苗、瑶、回、蒙古、满等进入云南稍晚或较晚外,其余都是当地古老的民族。这些民族真正形成有一定影响和统治力量的主要是百越系统的傣族和壮族、百濮系统的德昂族、布朗族和佤族。他们一个是在今昆明建立了滇国,一个是在今保山建立了哀牢国。建立时间均约为战国时期,其族属尚在争议中。后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夷”这片荒郊野地的开发,通过开道置吏,一是在西汉时即归属了滇国,置益州郡统辖,下设24个县,其西边的不韦县设到了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二是到了东汉时,哀牢国及其怒江以西的领土又自愿归属,设立了永昌郡统辖,且云南疆界由此而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哀牢国与滇国是在云南历史上两个强盛的王国,滇国虽史料记载较少,在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所以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辉煌成果;而哀牢国则相反,考古发掘上虽不如滇国,史料记载却颇丰富,由于研究滞后,学术上没有像滇国那样取得辉煌成果,但哀牢王族的强盛是决不亚于滇王族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为使哀牢国研究取得进展,建立其学术地位,将两国的史料记述内容和考古发掘成果简述如下,以便对哀牢国研究得到重视和取得成果。
    (一)滇国的史料记述和考古发掘情况
    1.滇国的史料记述
    滇国的史料记述只是最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记述了600多字的一段,其它史籍均无新的记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的大意是,说西南夷部落酉长数目很多,其中夜郎国最大。又说在夜郎国的西边,靡莫民族的部落酋长数目也很多,其中滇国最大。而这些部落民族留有椎形发髻,并从事农耕,有定居的村落。早在战国时,楚国楚威王派将军庄蹻率兵沿沅江而上,开拓巴(今重庆)、蜀(今四川)、黔(今四川、贵州东部)以西的地方。庄蹻是楚庄王的后代,他到了今昆明滇池,见滇池方圆约有三百余里,周围土地平坝肥沃达数千里,于是就把军队驻扎在此地,把这块地方据为楚国所有。后庄蹻率兵回国汇报情况,不料途中楚国的巴、黔中二郡已被秦国占领,归路不通,只好再返回滇池。由于滇国强盛,只好降服于滇国,并要求所率官兵换上滇族服装,遵从滇族的风俗习惯,与滇族和睦相处,而庄蹻还被选做了滇王。这显然是通过婚姻关系和滇族生活在一起的,最后这一批汉军被同化了。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了一位名叫常頞的人发动老百姓修建“五尺道”,通西南夷地,并在这个地区许多小国的境内委派了官吏进行治理。10余年后,秦灭亡了。西汉建立了初期,放弃了西南夷地的开发。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说他在大夏国期间看见蜀布和竹杖,问说这两样东西从哪里买来,对方说“从东南的身毒国(今印度),有数千里。是从蜀地(今四川)商人那里购买的。又听说,邛都(今四川西昌)以西二千里有一个身毒国。”张骞极力陈述:大夏国在汉朝西南,仰慕中国,就是由于匈奴隔断了它通中国的道路。现在如果经过蜀郡通向身毒国再到大夏,道路便利而又近捷,有利无害。于是汉武帝便派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别从四川西南的偏僻小径到西南夷,探寻到身毒的道路。到滇国,滇王尝羌留他们居住下来。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滇王先后派出10多人次为他们寻找西行的通道,但都遭到昆明人(当时主要居住在今大理耳海地区)的阻拦,最终没有去成身毒国。滇王问汉朝使者:“汉朝和滇国哪个大?”由于滇国闭塞,自封为一个地方的王,不知道汉朝疆域的辽阔,自以为滇国比汉朝大。汉朝使者回国后,向汉朝廷夸奖滇国是西南夷中的大国,值得让它归附汉朝,于是引起汉武帝的注意
    汉武帝指使王然于向滇王宣扬官兵平定南越与南夷的威力,暗示滇王去朝见皇帝。滇王拥有好几万人,滇国的东北是劳浸、靡莫2个部落,他们和滇国是同一个民族,互相支持,不肯听从朝廷使节的劝谕。不仅如此,还屡次袭击汉朝的使者及其随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巴、蜀地方的军队消灭了劳浸、靡莫后,军队开到了滇国。由于滇王率先向朝廷表示亲善,所以他没有被杀。同时,滇王和周围的邻国也断绝了关系,并请求朝廷在滇国委任官史,自己则亲自去朝见皇帝。于是朝廷在滇国建立益州郡(治所在今晋宁),汉武帝正式向滇王颁发了印章,仍然让他管理滇国的百姓。西南夷部落之多,可以以百数,但只有夜郎国、滇国得到汉武帝的册封和颁发给王印。滇国是个小国,却最受汉武帝的宠信。滇国的史事记载至此结束,由此可见,仅凭这点事迹就想对滇国研究取得新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2.滇国的考古发掘情况
    通过考古大量青铜器的发掘,滇文化研究从而站了起来。根据《史记》记载,滇国王族的统治中心地即今滇池区域,但遗址一直未被发现。直到1955~1960年在这里进行了4次数十座墓葬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尤其第6号墓中出土金印1枚,刻文“滇王之印”,证明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元封二年,…….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真实记载。1964年在安宁太极山清理墓葬17座,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清理墓葬27座,出土器物与石寨山相同。这些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葬具为木棺,偶见有漆皮。1992年在李家山清理墓葬60座,出土大量青铜器。1996年在石寨山清理墓葬36座,其中71号墓出土文物相当丰富,除青铜器外,有玉器、玛瑙、琉璃珠、陶器、木器等。
    以上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不但数量可观,且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据不完全统计,在滇池区域内出土的青铜器约7000~8000件,根据其用途,大致分为:
    (1)生产工具类:铲、锄、镰、爪镰、锯、斧、刀、削、锥、锛、啄、凿、针、鱼钩、戚、锤、斨、叉形器、犁(也有人认为是锄)、镦,纺织用的经轴、布轴、打纬刀、布撑、分经杆、线盒、绕线板等。
    (2)生活用具类:案、枕、杯、喇叭形器(觚)、蛇头形镂孔奁、肩舆、棺钉和各种贮贝器,此外,还有被滇借用过来的器物,如铣、罐、碗、盘、炉、甑、锥斗灯、铳和鼎鍪等。
    (3)兵器类:剑、戈、矛、啄、锤、狼牙棒、叉形器、箭镞、鐏、箭箙、剑鞘、斧、钺、盔、甲、匕首、弩机、臂甲、铜柄铁剑、铜鍪铁矛和凿等。
    (4)礼乐类:铜鼓(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编钟、铃、锣、直管和曲管葫芦笙等。
    (5)装饰品类:镯、簪、圆形扣饰、长方形扣饰、不规则形扣饰、小型圆雕杖头饰、各种小动物或人物浮雕和圆雕饰件如:兔、狐狸、犬、孔雀、鸳鸯、鱼鹰、鹈鹕、牛头、牛形扣饰、鱼饰等。
    (6)还有铜干栏式房屋模型、铜俑、说唱俑、舞俑等人物造型等。
    以上墓葬中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不仅数量可观,内容丰富,还反映了当时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从纹样装饰看,丰富繁杂,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时代较早的青铜器,纹样、图案简洁单调,随着时代发展,纹样、图案日渐丰富,讲究画面的总体布局和谐,并能表现出独特风格。其特点,思想活跃,没有思想桎梏,取材随意,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基于此,滇文化而闻名于世。
    (二)哀牢国的史料记述和考古发掘情况
    1.哀牢国的史料记述情况
    最早涉及哀牢国地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史家考证,文中地名“同师”即今保山,“叶榆”即今大理,“滇越”即今腾冲并包括德宏一带。大意说,今保山至大理一带,有一些编着发的嶲、昆明游牧民放,常常游牧地方达数千里。……又说在今腾冲、德宏一带有一个名叫滇越的乘象国。由于这个地方象多,风俗乘象。这应该是哀牢政权下的一个强盛的部落王国。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明确提到哀牢情况。但这时期,强盛的哀牢政权是无疑存在的。
    其后,记述到哀牢国地史事的史书就多了。如东汉·杨终《哀牢传》(辑佚),班固《汉书》、《东观汉记》和《东都赋》,王充《论衡》;魏鱼豢《魏略》;西晋·司马彪《续汉书》,《永昌郡传》(《太平御》引),《永昌记》(《太平御览》引),华峤《后汉书》,佚名《南中八郡志》,郭义恭《广志》,张华《博物志》,陆机《毛诗疏义》,陈寿《三国志》;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孙盛《蜀世谱》,干宝《搜神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爨道庆《爨龙颜碑》,佚名《九州要记》(《太平御记》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齐·魏收《魏书》;梁·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唐·房玄龄等《晋书》,樊绰《蛮书》(《云南志》),杜佑《通典》;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元·马可·波罗《游记》;明·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等等,有上百种史籍记载。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疆域、世系等,都有丰富而较全面地记述,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这些史籍的记述,归纳起来,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记述了哀牢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1)政治、军事方面
    在以保山坝为统治中心地的历代哀牢王族,从九隆开始到扈栗,据著名史学家方国瑜教授推算,至少有14代哀牢王,即九隆……(至少中隔5代)—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耦—柳承—柳貌—扈栗,以30年一代推算,约400来年时间,即从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中后期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止,在这段时间里,哀牢王族统辖(或联络)的疆域号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据诸多史籍记载表明,大致东到大理洱海区域以南,南至泰国、老挝、越南北部,西到缅甸东北部,北至西藏东南部。到哀牢国后期,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认识以及西南丝绸古道拓修到了叶榆(今大理),认为对“西南夷”地的开发已是成熟的时候了,于是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昆明晋宁置益州郡,下设24县,其中在哀牢国领土就设了6县,即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比苏(今云龙)、 嶲唐(今漕涧)、不韦(今保山),从今东边的大理一带到西边的保山怒江为界,并在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设置了不韦县治,迁吕不韦后裔吕嘉氏族从今四川到保山坝定居,并“开文教之风”,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此后,在夷汉文化大融合的同时,并有频繁的矛盾冲突,以九隆世族后数代为统治核心的哀牢王族从今保山坝往怒江以西迁移了。这时候已到了哀牢国末期,有史籍记载的就有几次较大的战争。如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益州郡夷帅栋蚕率诸夷反叛,十九年(公元43年)朝廷派将军刘尚率汉军3000余人进行平息,二十一年(公元45年)正月刘军追至不韦(今保山),于不韦大战,最后杀死夷军7000余人,俘虏5700余人,缴获马3000匹,牛羊3万余头,夷师栋蚕被杀,诸夷才平息。显然当时哀牢人参与了这次战争的。这次战争对哀牢人震动很大。这是汉王朝军队向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迈进的第一步,虽原来汉朝势力发展到今保山坝设立不韦县,只是在政治上占据了哀牢国的一部分领土,并没有使哀牢政权降服。固然自西汉吕氏家族迁入后“哀牢转衰”,但“哀牢”真正“转衰”,是这次战争以后,已在今保山坝很难有立足之地,其首邑有可能沿古道往怒江以西迁移去了——今腾冲、德宏一带。但这次战争与后来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起了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时过两年,即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国为了进一步扩充其自己的领土,小王扈栗率兵乘箄船沿江(疑今大盈)南下攻打已与汉王朝略有联系的附塞鹿茤(疑今缅甸八莫以南一带),最后哀牢官兵以失败而告终,并认为鹿茤有“中国有受命之王乎”,“汉威甚神”,于是产生了“内属”之心。可以说这是哀牢归汉的思想转折点。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0年),扈栗等率部族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南部)找太守郑鸿要求内属(为什么不到益州郡求内属,原因不明)。光武帝刘秀得知此事,便将益州郡西部不韦(今保山)、嶲唐(今漕涧)、比苏(今云龙)、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6县划出,设为益州郡西部属国(级别介于郡县之间),并任扈栗为属国君长,作为土官管理哀牢人。这首先是汉王朝的一种羁縻手段。至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派汉官郑纯任属国都尉,设治于嶲唐(今漕涧),“以镇哀牢人,叶榆蛮”。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深深感到汉政权的强盛和文化的先进性以及朝廷对其子扈栗的信任,于是又派扈栗再次率所属部族首领亲自到京都洛阳归属哀牢政权——汉明帝显然视为国家一件盛大喜事,并在宫中举行盛典庆贺后,将怒江以西今腾冲、龙陵、德宏等地设为哀牢县,澜沧江以东今永平一带设为博南县,以及把原益州郡西部属国不韦、嶲唐等6县划出,共计8县,在嶲唐(今漕间)新设为永昌郡辖,其疆域与原哀牢国基本一致,人口189万,位居全国第二。尤其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祖国西南疆界由此而基本形成。乃至后来,哀牢小王类牢与太守、县令常发生争执而反叛,并攻打嶲唐城(今漕涧),迫使太守王寻奔到叶榆(今大理)。紧接3000多名哀牢人攻打博南(今永平),后朝廷发动以汉民为主的9000多人进行攻击,方得以平息。最后于孝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把永昌郡治迁至不韦县(今保山),直到西晋。
    (2)经济、文化方面
    哀牢夷区和物质资源是丰富的,史称为“金银宝货之地”,出产“金、银、铜、铁、锡、铅、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秀、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等,且“土地肥美,宜五谷”,为哀牢先民安居乐业之地。尤其哀牢人纺织的“桐华布”和“兰干细布”享誉中外;在工艺制作上,桐华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兰干细布“文如绫绵”。可见哀牢人那时的工艺水平已是很高的了。还有在文化习俗方面,如哀牢王出去打猎,要骑上装有金银鞍勒的马,且插有翠毛装饰;男女婚恋在路上以对歌的方式结为夫妻;喜欢在肌肤上染墨后用针刺出血的方式来纹身;把鼻耳穿通挂上金银玉器作为装饰;在濮人中有的在房屋周围喜种木棉(海岛棉)树的称为“木棉濮”,衣服饰属的称为“尾濮”,把口染红的称为“赤口濮”,见人常以弯腰为礼的称为“折腰濮”。有的还喜欢把鼻子和耳朵穿通后挂有某种装饰物。
    哀牢政权虽然结束于东汉,但哀牢民族及其民俗是依然存在的,可以说,至今有些都还存在。尤其到了唐(南诏)《蛮书》(《云南志》)以后的史书记载的更多。诸如:扑子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善打猎,一夫多妻;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锈面蛮、茫蛮部落,用金、银、纹面来装饰自己;还有诸如用芭蕉叶作食具、跣足、骑马不用鞍、衣短露膝、善用枪弩、首插雉尾、用金子作为货币交换、小孩生下后由男的照管女人料理家务、喜吃生肉、崇拜家中长者和祖宗、在木板上用刀刻上刀痕来作为债务偿还履行契约、生病信仰巫师等等,以及明《百夷传》等史籍尚有诸多较详细地记载,这些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2.哀牢国的考古发掘情况滇11
    西哀牢夷区除了大量出土的石器文化外,青铜器的出土也不少。近20年来,各地州市县区在生产建设和文物调查中先后有80多次(处)发现了青铜器,发掘出土和零星出土者共计500多件,数量和器类颇为可观。多数出于墓葬,少数出于遗址、窖藏。器物类型有:
    (1)生产工具类:斧、锄、锸、锥、大弯刀等。
    (2)兵器类:剑、矛、钺、戚、戈、镞、剑鞘、鐏等。
    (3)礼乐类:案、祭盒、鼓、钟、铃等。
    (4)生活用具类:镜、镯、环、带勾、牌饰、串饰小管、镂孔大管、雕塑动物和花卉的多种小饰品等。
    以上各类用具中有一些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如腾冲麻栗山古墓出土的山字架足铜案;昌宁、保山、腾冲相继出土的鞍顶束腰铜盒;腾冲二龙山出土的铜鼓;保山、昌宁、凤庆相继出土的斜銎尖踵靴型钺;保山下格箐出土的圆刃方内斜阑戚;昌宁营盘山出土的人面纹大弯刀;以及还有各地林林总总出土的斧斨类、动物类、花卉类等。哀牢地出土的这些青铜器虽然没有滇国区域那样大量精美的艺术装饰,而绝大部分有纹饰,少数为小型透雕、圆雕动植物或器物上作立体附饰。这些青铜器显然说明了哀牢国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并有一定的文明程度。但从史籍记载哀牢国情况看,哀牢国的青铜文化的文明程度,应该不会亚于滇国,只能说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
    (三)余论
    通过上述对哀牢国与滇国的分析比较,哀牢国现出土的青铜文化的文明程度虽然不如滇国的那样高,但已进入了阶级社会,也有一定文明程度。而史籍记载的史事,就远远超过了滇国,可以说滇国靠史籍记载是研究不下去的。两国无论是从史籍记载的动态史料看,还是从现出土的青铜器的静态史料看,均是云南这块土地上齐驱并驾的两个文明古国。既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其异同的地方。
    1.相同的地方:(1)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即约战国中期形成的两个国家;(2)两个国家发展的文明程度都比较高,在汉王朝乃至周边国家中均有很大影响和一定地位。
    2.异同的地方:(1)哀牢国存续的时间比滇国长,滇国在西汉归属汉朝,哀牢国在东汉归属汉朝;(2)哀牢国统治的疆域比滇国大,哀牢国号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而滇国才方圆几百里;(3)哀牢国政权是自愿归属,而滇国政权是被迫归属。
    通过上述对首邑地在云南的这两个古国的分析比较,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哀牢国和滇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研究哀牢国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比滇国大得多,尤其重要的是哀牢国的归属基本界定了今祖国云南的疆界。
    二、哀牢国与滇越国
    哀牢国与滇越国是滇西汉代以前史料记述的两个古国,但由于史料记述发生抵牾,其政权和疆域究竟是隶属关系还是非隶属关系,在史学界一直是个难解的迷,研究哀牢国者回避滇越国,研究滇越国者回避哀牢国,究竟是何回事,根据史料记述考辨如下,以求正方家。
    两个古国的史料记载,最先是“滇越国”,其后才是“哀牢国”。但他们都是同时期存在的。而奇怪的是“滇越国”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述后,又在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里略转述过下,后面的史书就一直没见提到过了,但也不能否定所谓称为“滇越国”的存在。司马迁在其《史记·大宛列传》里说的是,在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汉)回国,说他在那里看到有四川出产的筇竹杖和蜀布,问他们说从哪里运来,说是商人通过身毒(今印度)国贩运过来的,身毒在大夏南数千里,认为距蜀(今四川)肯定不远,便建议中央王朝要找到这条从南方蜀(今四川)到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是汉武帝又要张骞派若干人从蜀(今四川)四路出发,各行了一二千里后,其中往“西南夷”地区出发的这一条,到今大理(据史家考证)一带时,却被游牧民族嶲、昆明人所阻杀,没有走通。只听说“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据当代史家从西南丝绸古道穿越的路线和一些民族、民风考证看,认为这个名叫“滇越”的“乘象国”即“滇越国”,其方位应该是在怒江以西即今腾冲并包括德宏一带。
    而“哀牢国”的史料记述,虽略晚于“滇越国”,但记述内容颇丰,且详实可信,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信息可提供我们研究。这些史料,初略见于东汉·王充《论衡·宣汉篇、恢国篇、佚文篇》里,其后相继在东汉·班固《东观汉记》和《东都赋》、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蜀汉至西晋《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和《永昌记》、西晋·华峤《后汉书》、晋《南中八郡志》和郭义恭《广志》、张华《博物志》、陆机《毛诗疏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等,其后涉及哀牢历史史料的史书就更多。这些记载哀牢国历史的史书中,其中记载得最详实丰富的是《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述了哀牢王族的世系、疆域、首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等,尤其重要的是辑佚了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扈栗率部簇内附时,路过四川请时任蜀郡上计吏的杨终把他亲自撰写出《哀牢传》作为到朝廷的内附材料。该《传》记述了哀牢王族世系,从圣母沙壹在保山坝东哀牢山生有第一个国王九隆开始,到……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藕——柳承——柳貌——扈栗等,并说“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按著名史学家方国瑜教授认为,九隆至禁高至少中隔5代,据此推算,九隆诞生于公元前300余年的战国中后期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柳貌遣子附汉结束哀牢政权时,至少也是有14代哀牢王 ,按30年一代计算,至少执政也是400来年时间,并号称统辖疆域“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据《史记》、《华阳国志》、《后汉书》、《云南别录》、《通典》、《晋书》等诸多史籍表明,东边应起大理洱海区域以南,南到泰国、老挝、越南北部,西至缅甸东北部,北至西藏东南部。由此可见,以保山坝为统治中心地的哀牢王国疆域远远涵盖了滇越国。并且形成时间也较早。这显然可以看出滇越国肯定是在哀牢王国统治下的一个强盛的部落王族。由于其“强盛”,所以周边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把他称其为“滇越国”而已。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在其《史记》里只提到“滇越国”,而没有提到“哀牢国”呢?并且在其写《史记》期间,曾“奉使出征巴、蜀以南,西略邛、筰、昆明。”任郎中参与平定“西南夷”。其时正是汉武帝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昆明置益为郡(下设24县,其西边的不韦县设到了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前2年的事,但为什么司马迁没有了解到哀牢国情况呢?他只记述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今贵州西部)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今昆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12。”所指方位情况,已完全是哀牢国地一带,但为什么没有提哀牢国呢?这有可能是他没有接触到知情人,不能说哀牢国不存在。还有一有力证明是: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派其子率部族到中央朝廷洛阳内附时没有文字材料,按要求,益州刺史应事先向朝廷写出上报情由。这时担任蜀郡上计吏的杨终由于平时留心了解滇西哀牢国地的事情,加之根据哀牢王扈栗等一行人员的汇报,便写成了《哀牢传》上报,并带着他们一起去朝见汉明帝,当即便将益州郡西部属国不韦(今保山)、叶榆(今大理)等6县划出,将怒江以西即今腾冲等地设为哀牢县,澜沧江以东今永平一带设为博南县,共8县设为永昌郡统辖。这时中央王朝才彻底了解到滇西哀牢国是一个强盛的地方王国。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所谓今腾冲、德宏一带的“滇越国”绝对是在哀牢国统治下的一个强盛的部落王族,而不是一个独立于哀牢国政权和疆域以外的王国。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述可见,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比较,哀牢国是一个建立在中国滇西地区强盛的国家,统治历史长达400多年,无论是研究它的统治历史还是统辖疆域,以及社会地位,都比滇国大。那么滇越国只不过是在哀牢国统治下的一个强盛的部落王国而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由此可见,研究哀牢国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③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②12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将志龙《滇国探秘》,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版。
⑤东晋·孙盛《蜀世谱》。
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⑦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
⑧西晋·崔豹《古今注》。